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后，我在毛坯房用三根手指为自己加冕
主播：宋婷婷
大家好，这里是知音真实故事编辑部。
自2017年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后，26岁陈锋失去朋友、遭受非议，成了家族避而不谈的“污点”。挣扎和自救从未停止。精神疗养院的日子反倒成了他为数不多的愉快经历。
2017年9月，陈锋走出疗养院，成为实习记者。就在他觉得一切向好时，却再次被人推入深渊……
01
确诊
自打2014年，父母把我安排进一家电厂工作后，我养成了记账的好习惯。
2015年总开销7万，2万多的房贷加上3万多的生活费，无不良嗜好，无社交，省出2万给爸妈翻修房子。收支持平，没有存款。
然而，2016年，总开销14万。2万多的房贷，8万的潮牌、跑鞋，4万请客吃饭。花呗欠款3万，欠爸妈、我哥5万。
这就出大问题了。
2017年2月，我把花销记录给做心理咨询的冯老师看。她拧着眉毛，说“情况不太好”，作为心理咨询师，她没有诊断和治疗的能力，建议我去精神卫生中心做个评估。
第二天，我揣着两瓶矿泉水到人民医院，医生简单问了几个问题，看了我的花销记录，然后让我在电脑上做了很多道题。
最后，我因“过度兴奋，话多，思维联想快，否认幻觉妄想”，被确诊为“双相情感障碍阳性”。
诊断书
医生问我家里有没有人得过这类疾病。我提及我的外婆。她没去过医院，但疯了半辈子，有次满大街吼着要地震了，整栋楼的人都说她脑子有问题。
医生告诉我，双相情感障碍（BD）是一类情绪两极分化严重，躁狂和抑郁交替进行的常见精神障碍，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患者容易被误诊为“精神分裂”。双相遗传发病率很高，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发病，除非遇到巨大的刺激。
接着，他问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奢侈品？
我口干舌燥，一口气干掉一瓶水，用飞快的语速说：“我就觉得很high，看到什么好的就想要，但过程没什么印象。”
“双相患者症状各不相同，有些是疯狂购物，有些是发低烧，你算轻症，还属于可控范围。”医生说着，给我开药，嘱咐我三个月内绝对不能停。
他让我打电话给最亲近的人，确保我不会因独自离开而发生意外。
我想了想，打给最好的朋友。
半小时后，朋友开车来接我。他和我相识6年，我每次请人吃饭，都带他。一路上，他不停问：“怎么回事，是不是误诊？我没看出来你不正常啊？”
我撇撇嘴，也觉得自己只是有些失眠健忘而已。
那天，我俩一起去看电影《坠落》。女主角成功爬上610米的电视塔，但扶梯年久失修坠落了，她下不来，大声呼救也没用，面对万丈深渊，无助感让她惊恐不已。
我看着看着，恍惚觉得，屏幕上出现了自己的脸——我就是那个站在610米高塔的人。我站起来，不停舞动双臂，但朋友生拉硬拽，把我拖出了电影院。
他生气地问我干什么在电影院里面大喊大叫，但我的记忆似乎中断了。
“别说了，我们一起去蹦极！”我兴奋地用胳膊将朋友勾住，丝毫没有顾及他难看的脸色。
他从我胳膊底下钻出来，说要回家吃饭。
晚上，我只睡了两个小时，就坐起来，佝偻着身子，嘴里絮絮叨叨，在电脑前把键盘敲得啪啪作响，不到1小时就敲出了8千多字。
我觉得我的稿件一旦发表，将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。
我越写越兴奋，半夜三点，迫不及待发给白天那个朋友看，然而，对方微信显示拒收。
我被朋友拉黑了。
02
回溯
我回忆医生对我“不正常”状态的表述，努力追溯自己的病因。我怀疑，这种“不正常”似乎从高中时代就有迹可循。
我家在福建南平，闽南一带的人都有很重的传统习气，要求儿子能挣大钱、娶个贤惠的妻子，生儿子。比如，像我哥那样，考上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，在北京买房，开枝散叶，成为整个家族的荣耀。
性格上，我们兄弟截然不同，就像一座山的两面，他向阳、蓬勃；我阴郁、沉默。
父母说的最多的话，不外乎是“学学你哥”，“一个爹妈生的，你怎么这么不灵光”。
2007年，我升高中，但偏科严重，语文排在前十，数学总不开窍。数学老师每周一考，会按照名次从前往后，挨个报分数，喊人上去领卷子。
班上63个人，我的分数排在50名开外。每次迎着同学的目光，从位子到讲台领卷子那段路，像脚踩荆棘，越发漫长。
那天晚自习后，我骑着自行车在大雨里狂奔，一直往家相反的方向，骑到县城最西的石桥边。
我的脑海里不停盘旋着任贤齐的《伤心太平洋》，思绪就像歌词写的，“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”。
到了岸边，听着河水的声音，我像虾米一样蜷缩成一团，直到内心平静才回家。
到高三，为逃避月考，我常旷课跑到操场，盯着学校的外墙发呆。
高考后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学校外墙的墙皮剥落下来。老实说，我看那墙皮不爽很久了。
最让人难过的是，我的高考分数离本科线只差一分。我爸气得要把我送到制鞋厂里去打工。
在我妈的劝说下，我爸勉强让我上了一所学费最便宜，录取分数很低的大专院校，理由是，“考不上好大学，就给家里省点钱”，他还把我填的“信息传播”专业改为“英语教育”，说补英语的机构遍地开花，来钱容易。
那个暑假，我爸除了用阴沉的嗓子喊“吃饭”，几乎没和我说话。
我有时候会心跳加速，气喘不过来，有时候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我担心，自己会不会就这样死掉？但我从未跟家人说过。
大专三年，我的英语没有任何长进，倒是在校报上发表了不少豆腐块，这成了我我困顿时光里唯一的亮色。
2013年毕业后，我的工作一直都没着落。爸爸气鼓鼓地不停责备我，“没出息！”
其实，我心里是揣着“有出息”这个念头的。我喜欢写东西，毕业后，想去应聘记者，看新闻时，我曾试探我爸：“这些记者口才真好。”他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好什么好，叽里呱啦跟苍蝇一样。”
“有出息”的念头，刚长出来两寸，迅速被割掉。
这时候，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情绪不稳定，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在内心掀起狂风巨浪。
北京的哥哥打电话来，询问我找工作的情况。我极其烦躁，叽里呱啦地吼了他，说他“多管闲事”。
也许他是出于关心，但在我看来，那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炫耀。
在家白吃了几个月后，爸爸说我是“废物”。家里断然不能养闲人，他用两瓶五粮液，给我在电厂谋了个职位。
在电厂工作的三年里，我每天跟着只有初中文凭的工人，走街串巷地修路灯。他们从不喊我名字，见面打招呼都是，“嗨，大学生”，然后一脸坏笑，背后说我连个电表都看不准。
我像坏了的灯，经常被外界敲打，想发光，却总也不亮。
当时，我几个大专的同学都通过自考，有了本科学历。我想，既然经常睡不着，不如也试试。
只是，厂里事情又多又杂，我怕家里知道打击我，所以，只能下班后，用手机学习。
我爸看不惯我成天拿着手机。有天他喝了酒，踢坏我的房门闯进来，把我的手机狠狠摔在地上。他用那些惯用的字眼骂我，“懒得生蛆”、“活得像垃圾一样”。
我越来越频繁的失眠、发低烧，情绪时而亢奋、时而抑郁。亢奋时，我疯狂地买东西；抑郁时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块死肉，多活一秒都是浪费空气。
直到我不断跟我妈要钱、哥哥告诉爸爸我管他借钱时，我妈总算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她在我衣柜里发现堆积如山的潮服，说我说话的声音很大，问我是不是耳朵出了毛病。
我摇摇头。我妈怀疑得看着我，她接着发现，我会整夜不睡，对着墙壁喋喋不休朗读自己写的文字，说要进中央电视台了，要去当战地记者。
有次，我没胃口，就想吃一碗沙茶面，我妈说了我一句，我就用小刀割自己的皮肤，看着渗血的伤口发了一下午呆。
我妈连说“作孽”，带我去做心理咨询，我由此结识了冯老师。她告诉我，“大脑感到疼痛时释放的内啡肽，能帮人缓解精神上的痛苦，但这是解决痛苦的错误手段。”
冯老师将我之前的表现，定义为“自醉”和“自罚”两种极端。自醉时，觉得自己思维奔逸，无所不能；“自罚”时，我的记忆力和注意力跟80岁老太太一样，会抱着膝盖一言不发地流泪。
现在，我终于知道，自己不受控地乱花钱，是因为生了病。
我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，有人说，这是一种“天才病”，梵高、丘吉尔都是双相患者。可实际上，它给患者带来的痛苦、内耗足以将人击倒，媒体宣传的“天才躁郁患者”只不过是一种“幸存者偏差”。
我把医生给我开的药锁在床头柜里，或许是潜意识里不觉得自己有病，我有时会忘了吃。只有周末的时候，我会按时服药，让自己在副作用下发困、睡觉。
有天，我没戴安全帽就去维修路灯。所有人都叫我快点下来，我却在上面很开心的大笑、挥手。有人拍了视频，发到朋友圈。
同事直接问我，家里是不是有人脑子有问题？你看起来很像“那个样子”。
我反问他，“那个样子”是哪个样子？你如何证明，有问题的是我，而不是你？
03
精神疗养院
很快，我有“精神病”的事传遍了整个厂。我妈帮我办理离职手续。
接回家后，我妈抹着眼泪，问这可怎么好。我爸沉着脸，边喝酒边说：“这下我们家有笑话看了。”
他对我这个儿子闭口不谈，再也不出去遛弯。
晚上，我睁着眼睛凝视房间的天花板。墙的一角因为漏水，出现了很多霉斑，黑黑的污点，像被晕染的墨汁，一点点地扩散，看着看着，我觉得那里飞出许多娥子。
那些蛾子铺天盖地，向我飞来，不停往我脸上扑扇着翅膀。我惊恐地手舞足蹈，声音大得整个楼都听见了我的呼救声。
我爸过来，手里拿着皮带，估计是要把我捆起来，我力气很大，一下就把我爸推到床对面的墙上。
这是20年房龄的老房子，墙皮马上被蹭下来一大块。
依稀间，我听见我爸说：“这么闹，不能留了。”他给我哥汇报了情况。
2017年8月4日，妈妈拿着一张宣传单给我看，上面写着“精神卫生中心疗养院”。爸爸背着身子不看我。
我收拾东西，决定自己打车去疗养院。临出门前，妈妈拉扯着我爸，说“他也是你儿子”，怪他平时对我“太粗暴”。
疗养院的医生说，很少见到我这种自知力完好的人自己跑来。“你其实不必住院，这里待着不太舒服。”
后来，我才知道“不太舒服”是什么意思。
疗养院总共分两个区域，轻症区域，大多是抑郁症、强迫症、焦虑症患者；重症区域，大多是人格障碍、情感障碍、精神分裂患者。
两个区域中间隔着一扇铁门。
每个走进铁门、走入重症区域的医生，都会戴手术帽和口罩，帽子下面是一层铁皮，可以保护头部。据说，两年前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拿椅子脚，把一位精神科医生的头敲破了。
告诉我这些的是病友小阳。
他父母离异，只有18岁，床头放着厚厚的习题集，每天埋着头刷刷地做题。他经常幻想出另一个自己，说已经被北大提前录取。
我在重症区住了不到五天，转到轻症区。医生说，如果我手臂上没有自残的痕迹，一来就可以住轻症区，用不着在重症受罪。
所谓受罪，是一种针对重症病人的古老疗法：面对躁狂发作的病人，医生会把他脱光，用冷藏后的湿床单紧紧裹住他全身。
最开始，针扎一般刺痛的冰冷，会慢慢被体温暖化，病人的情绪和血压也会随着温度渐渐上升，慢慢恢复正常。
由于过程太受罪，很多医生反对采用“冷敷疗法”，可它确实有效。病人故意捣乱，护士一句话都不用说，只要端一杯冰块过来，敲一敲，病人立刻恢复乖巧。
我可能是医院里唯一喜欢这种疗法的病人。
小阳说，当我进入“自醉”状态，会跳到床上大喊大叫，1个医生4个护士一起，都拉不下来。
唯一有印象的是，恢复意识后，我裹紧全身的湿床单，肃穆地躺在空无一人的暗房，静得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，像入冬后万物俱寂的样子。
转到轻症区域后，我很乐于帮病友写“出院申请”，但我从未给自己写过。因为我不知道除了疗养院，自己还能待在哪里。
平静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。我会问自己：我还有重返社会的能力吗？会不会就这样在这里呆一辈子了？
半个多月后，疗养院要组织活动，护士们想做一面宣传墙，记录病人的梦想。
“我来！”我极度自信地包揽下来。
我挨个探访病友，拿着本子，采访记录他们的梦想，再工工整整地写在便利贴上。
很意外，小阳的梦想竟是“养一只宠物狗”。这么简单的梦想，却因为他妈妈有洁癖，厌恶一切带毛的东西，至今没有实现。
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在院区大厅西面张贴了草地、风景画，再把记录病友梦想的便利贴按照爱心的形状张贴好。
我仗着自己书法不错，大笔一挥，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下“梦想”两个字。
在写“梦”字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笔锋浑厚，笔尖在我手中游走，充满力量。
护士们看见“梦想墙”，都笑着拍我的肩，说“不错啊”，鼓励我继续贴。
原本很闲的生活，终于因此忙碌起来。
我每天去不同的病房串门，病友们平日有很多话没人倾诉，他们总爱拉着我说上大半天。
“记者同志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“记者，什么时候采访我？”
只要听见“记者”这俩字，我就像获得了加冕，每个细胞都跃跃欲试。
没几天，“梦想墙”贴得满满当当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，肯定我“记者梦”的人，竟来自精神病院。
也许是受这份鼓励影响，在疗养院住满一个月后，我通过了各项测试，顺利出院。
04
实习记者
从疗养院出来，我没有失眠，没有再疯狂购物，一切真的好极了。我看投了很多简历，没想到，竟顺利被一家融媒体中心录取。
虽然只是作为实习期转正率也很低，但我高兴得在心里放鞭炮。
为了能转正，我买了很多新闻专业的书，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新闻理论十讲》、《传播学教程》……白天上班，晚上看书。
因为要扛摄像机，一段时间下来，我明显感到一边胳膊抬不起来。
但当沉甸甸的机器架在我肩上，我马上像被超人附体，精力十足。过重的体力消耗，竟让我的睡眠慢慢改善，后来一觉能睡上4个小时。
为了不受副作用影响，上班之后，我停止了服药。心里翻江倒海的时候，我用冷藏过的湿毛巾盖住脸，帮助自己冷静下来。
撑了两个月，带我的师父安排给我的工作越来越多，从扛摄像机，到写新闻稿，再到帮他跑腿取快递，啥杂活都给我干，有次还让我带他的宠物狗去剪指甲。
有一次，他心血来潮请我吃饭，酒后告诉我，我是他见过最任劳任怨的实习生，承诺会帮我转正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醉话，但有望转正，入职这几个月我的病也没有复发，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在走，真的有种“苦尽甘来”的感觉。
2017年11月的一天，师父带我去采访街头老店，做一期“南平手艺人”合集，他教我怎么拍摄人的不同角度，怎么从树叶的间隙里拍摄人的轮廓。
我聚精会神地听着，突然，感觉背后有一团黑影袭来，有人过来抓我的头发，嘴里喊着“拿钱”。
出于本能，我揍了偷袭者一拳，没想到激怒了对方，那人劲儿比我还大，手里的匕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朝我不停挥舞，伴随一声惨叫，我的右手因疼痛失去知觉。我倒在地上，本能地抱住了摄像机。
那一刻，我清晰地感觉到“手指没了”。那玩意像黏糊的毛毛虫，就躺在我掌心，意识混乱间，我看到前辈跑出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叫了人过来。
接着，我的脑袋“嗡一声”关机了。
05
愤怒
我右手无名指被砍断，小指头被砍伤。断指被接上后，我在医院躺了两周，被接回家，但隔天需去医院换一次药。
单位以“实习期不合格”为由把我辞退。我不算正式员工，没有交保险，出于人道主义，单位赔了我两万块，我让我妈还给我哥。
我尝试用左手拿筷子，木然地吃饭。不过，那只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父母的仪式，我没有食欲，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。
出意外后，家族开始有亲戚走动，说是来看我，但他们每次拧开我的房门，要么面带惶恐，要么面无表情看我一眼，然后害怕地马上关上，生怕我要吃人一样。
我干脆把门反锁。
恰逢寒假，哥哥把孩子送回老家，让爸妈代为照顾。小侄子不知道听谁说了什么，经常问我：“叔叔，你为什么还不搬出去？”
我特窝囊，竟然对着侄子哭起来，心里特自责：我怎么又变成这样？
那晚，我吞了吃剩的安眠药，约莫一周的剂量。外面客厅传来爸妈和小侄子玩闹的声音，我又开始害怕和不甘，晕头转向地打开门，一头栽倒。
家人把我被送医院洗胃。后来，我妈说小侄儿因我受了惊吓，经常边哭边打嗝。送我去医院的时候，街坊邻居挤在门口，像是欣赏某种奇观。
我爸在医院，得知我脱离危险后，仰天长叹，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”，然后哀叹着回了家。
就像我房间墙上的霉点，我也成了家族刻意回避的污点。
我又频繁失眠，不断重复《坠落》的梦境。我痛恨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袭击者，是他从高空将我推入深渊。
在疗养院的时候，医生曾告诉我，独处，有利于双相患者恢复病情。
我开始自救，决定搬进爸妈给我买的一居室毛坯房。
大二那年，本着不亏待老二的原则，他们帮我支付首付，买了一个50平的一居室。本来约好我自己负责装修，如果没有生病，没有欠债，这里早该窗明几净了。
毛坯房像一个空壳，笼罩着我的肉身。我剪了一个矿泉水瓶做厕所，支了一张行军床，每天睡上两三个小时就会醒来。
我常看着被砍的无名指发呆，有时候我把纱布扯掉，想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坏掉的。
我用仅能用的三根指头，在网络上到处翻找我被砍伤的新闻。那个人是谁，和我有什么仇，为什么偏偏找我的“不痛快”？
从新闻的角度，男子当街被砍，算不上什么爆炸新闻。最终，我在当地地方新闻网上，查到寥寥数语。
让我不能接受的是，上面写着——袭击者疑似精神病。
这意味着，他砍了我，还不用负法律责任。我彻底被吞噬了，感觉胸口有一团火，似乎自己一张口，那火苗能把世界都烧得干干净净。
那段时间，我唯一的坚持，是每周去冯老师那里做一次心理咨询，咨询费是之前我妈帮我垫付的，一共10次，我只去过三次。后来，冯老师按照99元三次的最低标准给我。
10平方米左右的咨询室里，只有两张90度并排摆在一起的单人沙发。桌子上有一盆绿萝叶子半黄半绿，像极了我的情绪。
咨询时，我把那些黄叶子一片片使劲揪了下来。
我以前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情，但几次咨询后，我意识到，这可能是愤怒，一种过去多年，我没能正视并表达过的情绪。
有一天，冯老师说，“我数了一下，12次咨询，你有10次都是在说被砍掉无名指的事，以不同的角度翻来覆去反复说……你是不是认为，如果不是他，你现在早就过上正常生活了？”
“对呀！”事实就是如此。
冯老师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
她告诉我，我在被砍之前，就已经确诊双相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并且只能干预，很难痊愈。我把后来的不幸怪罪别人，是一种心理虚弱的表现。
我回想了一下，除了发病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我其实是一个没脾气的人，气到极点，也只会客客气气地和人拉开距离。
做咨询之后，我反倒会没来由地发脾气，尤其是被砍掉手指之后，我好几次想一酒瓶砸在冯老师头上。咨询次数越多，这种冲动越来越强烈。
我告诉冯老师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打你。她却笑着说：“你的愤怒很好，请保持。”
我总能从她嘴里听到一些莫名其妙、却让我如释重负的话，这或许成了我坚持去咨询的动力。
我再次问他“你认同我吗”，我希望能听到些让我感到轻松的话。
但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。
“不认同，但我尊重你。抢劫是重罪，但给你生活定罪的人，是你自己。”
06
自救
人民医院的医生觉得我的病情没有好转，又给我开了些“富马酸喹硫平片”和“丙戊酸镁缓释片”。
每天几种药一起服下去，头昏脑胀，只想睡觉。
失眠的时候，我睁着眼睛，看着光亮一点点地透进我的窗户，外面天光明亮，我却觉得屋子异常阴暗、冰冷。
我想不通，凭什么精神病砍人就能逃脱法律制裁？这不公平。我祈祷精神病院的高墙能关他一辈子，又觉得不切实际：万一他是装病呢？
是不是真有精神病，我自信只有同样有病的人才能看得出来。我生出一个念头：去找那个人问清楚，为什么要砍我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
这对我很重要，就像当初坚持要自考一样。
根据警方通报，砍我的男人刘某，家住南平市延平区。我拜托电台带我的师父帮我查刘某的具体住址。
他很紧张：“你住院时，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，你一条都没回，拜托千万别搞事好吗？”
我连连答应。虽然我完全不记得他给我发过消息。
师父告诉我，袭击我的刘某三年前和父亲跑长途，不幸发生车祸，父亲丧身，他逃过一劫，但右腿留下了残疾。
后来刘某在超市当搬运工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女人谈婚论嫁，却遭遇骗婚，女人从他那儿弄到十万块钱后，跑了。刘某精神遭到重创。
我根据师父提供的地址，去刘某家探访。那是市郊一个破败的老房子，屋外堆积了无数的矿泉水瓶和纸壳，刘某的母亲警惕地看着我。
我谎称是刘某单位的。她只是反复用闽南语重复：“我不敢死，我一死他就完了，我不在了他可怎么办？”
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。老人的沉默与木讷，让我们的谈话困难而艰涩。
我心里堵得慌，堵得我满腔愤怒无处宣泄，眼前仿佛出现一滩泥沼，裹着她，裹着我，我们都在下坠。
临走的时候，老太太问我啥时候再来，单位有啥表示没有？
她的眼神充满期待，我塞给她200块钱，告诉她“精神病是可以治好的”，并要到了她儿子所在的精神病院的地址。
“可以治好”的结论很不负责，但我觉得每个人活着都要有盼头。
刘某所在的精神病院位置很偏。登记完姓名电话，写明是探望朋友后，我在护士的带领下，来到病房。
他住的地方和我曾住的疗养院一样，也隔着一扇铁门。
三人间的病房门口，写着“精神分裂症b区”，以及各自的名字，我知道，每一个名字展开都是一个略显悲伤的故事。
他的故事并不特别，长相也很普通，如果他没有砍断我的手指，更不会人有兴趣去了解他的故事。
一种奇妙的缘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，这可恶的缘分，害我丢了工作，再次病发。
房间里一股屎尿味，墙上糊着黄渍。隔着铁门，我看到刘某皮肤黝黑，穿着宽大的白色病号服，坐在床上晃悠着双脚。
突然，刘某咧着嘴，口水从他嘴角滴下来，滴到衣服上。病号服看起来又旧又脏，估计也是一个月才换一次。
手指刚断那会儿，我曾想象过很多解气的场景，比如往他身上扎钉子，朝他吐唾沫。
可真见到他，我只是盯着他反复看、仔细看，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充斥着大脑，“他害了我，但是他比我惨。”
我庆幸自己得的只是双相情感障碍，而不是精神分裂。
我对刘某的仇恨，被一种新的复杂情感取代：有惋惜，有同情，有感同身受。
可能是感觉到被人偷窥，刘某突然抬起头，猛地看向门外。
我来不及躲闪，对视上他的目光。四目相对的那一瞬，我俩像被挤压在一个铁罐里，空气凝固，随时会有什么东西会被引爆。
但爆炸并没有发生。他木讷的脸告诉我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07
希望
后来，我又鬼使神差，偷偷去看过刘某几次。他发病起来跟我有点像，也是大喊大叫，不过他有“被迫害妄想”，总说“有人要害我”。
精神分裂症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多疑，只要还活着，这辈子他都不可能感受到丝毫的安全感。他之所以砍掉我的手指，或许是觉得我要害他。
在他眼里，我成了“加害者”。
我瞬间理解了咨询师说的，“给你定罪的人是你自己”的意思。
连续服了三个月药之后，我的睡眠有所好转，医生让我尝试剂量减半。
2018年3月，我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谋生。我不需要跟人打交道，只需要看守货物，值夜班。5千的工资，扣掉房贷和生活费，我每月能存2千，我一年能还父母2万。
偶尔，我也会去看看爸妈。我看到我妈头发花白，我爸的背越来越驼，和他们保持距离，反倒让我对他们有了不一样的审视角度。
手里有了余钱后，我买了一张单人床，并把床面对着的那块水泥墙刮了腻子粉，刷上乳胶漆。我用的是大海一样的蓝色。
我又开始写作。每次写完的稿件，我会打印出来，一张张，仔细张贴在蓝色墙上。
“张贴”这个动作，总让我回忆起当初疗养院那块“梦想墙”，它被无数的便利贴填充得满满当当，色彩缤纷，风一吹，便利贴微微扇动，像一只只蝴蝶微张着翅膀。
我没有成为记者，但每个独处写作的夜晚，我的心情都格外平静。
我知道，即使我拼尽全力去写，也顶多是远离分裂和疯狂，不可能让自己过得多好，但这已经是我拼尽全力，想要拥有的夜晚。
本文未经授权，禁止转载
作者 | 芒来
编辑 | 邵鸾飞
编辑邮箱：6169212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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